基本功的锻炼要扎实，花鸟画是以描绘花卉、禽鸟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力，体现欣欣向荣的生气，从而给人以健康的艺术感染。它描绘的对象是大自然，因此培养对自然界的生命力，训练观察力的敏锐是主要的。不少前人也是这样作的。传说一位画家，为了体验草虫的形态，经常趴在草丛中观察，以至露水打湿了衣裳，可见观察之认真。我小时生活在农村，对自然界中的一情一景十分偏好，幼时养成的观察和写生习惯，对我一直影响很大。要认真地了解物象的结构、特点、习性和生活规律。画时才能作到心手相应。特别应当提到的是，有些人对所谓“写意花鸟画”有一定的误解，以为“写意”者，不必求其形似，只图练习笔墨，这是把对现实的观察、提炼、概括与不必研究对象的生活习性和结构特点混为一谈，其结果便是把生动、多样、变化丰富的大自然，不是画得千篇一律，就是非驴非马。有些画出自不注意观察人的手笔，是一眼可以看出的，这是画不好画的。花鸟画的源泉是生动的大自然，而不是他人的笔墨，提炼与概括也要源于对自然的观察。因此对自然界的观察是训练心眼的基本功。

不注意对物写生，把握不住对象形体的特征，就失去了艺术再现的能力。写生不是画虫鸟标本，不但要能准确刻划形象，而且特别要强调概括能力和捕捉对象瞬间的动态，我对自己的速写总是以这样来要求。手眼的敏捷是速写要解决的问题，画面的生动，离不开速写的锻炼。

默写比速写更重要，我讲的默写，实际是默记。凭眼睛看，用脑子记。速写再快，也常局限于一时一物，而认真观察后印在脑子里的形象，则更为完整、生动，待到运用时自然发于笔端。我的老师王梦白是近代画家中十分注意写生的，其主要方法是默写。他喜欢看描写动物的影片，有一次一起看电影，见到猴子结成一串下来喝水，他很激动，不断捏我的手，让我注意观察。他的猴子画得很好，抓得住神气，有生活气氛。今天的美术发展，已远非过去的任何时代所能比拟，不少青年绘画者得到过造型能力以及色彩、速写等方面的锻炼；如果把速写的技巧与默写、默记结合起来，对于对象的特征和生活环境的掌握就会更深入一步。默写的能力提高了，也有助于速写时捕捉对象的瞬间动态。默写的好处很大，也更难。

临摹是重要的，早在六朝的谢赫就列为“六法”之一而得到重视。但写意画的临摹却为不少青年朋友所忽视。他们学画，也并非全然不临，但重视的多为画法问题，却未认真研究作品的精神气质。临摹主要是要理解画理，既可忠实于原作，也可改动它的缺点。林良的《双雁》，用笔洗练，章法饱满而完整，对之令人感到增一分减一笔都是不适宜的。我在临摹时，自然而然的要求以努力忠于原作的画法去体会画家的用心。相反的例子，如王一清的《双鹰》，也画得很好，只是两个鹰的头分向两侧而分散了画面，当我临画时，笔笔对临，但却把一个鹰的头部扭转过来，这样改动看来可使画面更为集中。临摹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明确，收获也就更多。

笔墨技巧要因其自然，笔墨是为表现对象服务的，要自然形成。明朝人讲笔墨，讲用中锋的多，但其效果，正如黄宾虹所说，比较孤秃，行笔短促，显得太干涩。画画时，什么笔锋都可通用，只要较好的表现对象即可，日久天长，自己的笔墨风格也就会自然形成；切记在画画的初始阶段就一味追求笔墨。而放松对自然对象的生动表现。笔墨掌握的难易顺序是笔、墨、水。其实，水分淋漓的画法是较易表现的，而干枯见笔处才真正需要功力。笔墨表现，对绘画意境有很大影响。徐渭的画有好的一面，但也并不十分高超。他善于以胶调墨作画，如《河蟹图》，任伯年也用这种方法。用胶的方法比掌握水容易，效果比较润泽，缺点是墨色单调。以王梦白的《石榴》和徐渭的《石榴》相比，则前者是形神兼备，一点雕琢气没有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，可见笔墨表现的重要。

探究中国画色彩运用的特点 不大了解的人常以为中国画笔墨可取，而色彩则不讲究，其实不尽然。中国画的色彩是有传统、有特点的。数千年前的彩陶艺术，至今能给人以美的感受，不仅因为图案和器形的完美结合，也因为绘制流畅线条的黑红色与陶器烧制后的表面色彩相协调，形成了色彩、图案与器形的统一。其后，从战国、秦汉的漆器，汉代的壁画可以看出，美术创作中色彩的民族特点已经形成。谢赫总结的“随类赋彩”说明千余年前色彩问题已经提高到理论问题而加以重视了。

不强调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视觉感受，采用高度概括的艺术加工方法来表现，是中国绘画色彩运用的特点。表现的方法，一是墨与色相结合，或以墨代色；一是表现对象固有色为主。墨画是色彩表现上的精练概括，所谓墨分五色，运用得好，很多时候可以起到使用色彩也达不到的艺术效果。不少黑白照片的表现力很强，可以使颜色准确的色彩照片相形见绌。也没有人认为卓别林的影片因为无声而成为缺憾。在这里，黑白与无声成为艺术感染力的手段。以墨来概括自然界的色彩就是中国画色彩表现一大特点。同样，墨与色结合使用，时常也可以得到丰富的表现力和更好地表现特定的情感。以色助墨、以墨显色，一向为人所重视。

齐白石以浓墨画白菜，旁边并列二个带有黑蒂的深红小辣椒，色彩感觉十分鲜明。他画的黑白蜡台，插上红色蜡烛有着同样的效果。红黑二色产生的艺术感染力，古代人就很熟悉，如中国的漆器、希腊的瓶画。它有鲜明的对比，而又庄重饱满。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。牡丹是人所喜爱的一个花卉品种，唐代人赏牡丹成了长安、洛阳的一大风尚。历来文人、画工以此为题写诗作画的很多。然而封建文人是把它作为富贵象征来描绘的，今日人民对它的爱好、感受全然不同。我曾试以墨色描画枝叶，衬托红色花头，突破了红花一定要绿叶来扶的格式，除却了柔媚富贵之气。用色虽然减少，但整体效果突出而庄重；运用得好，色彩感觉未必是单调的，同时也更能在枝叶上发挥笔墨效果。中国画的色彩表现与西洋画全然不同，虽说谁都了解中国画以表现对象固有色为主，问题就在于如何巧妙利用自然对象的固有色来丰富画面。西洋画中总结的色彩规律对了解这一点是有帮助的。白色的玉簪上落上一个瓢虫，活跃了过于淡雅的色调，对比之下也更增添了花的晶莹。生就有着两种颜色的螳螂，在一幅画上为赭黄色可能更谐调；另一幅中，画成石绿色，则在对比之下可能更突出。色彩的巧妙运用可以为画面增添音乐感和韵律。我画过一幅“鸢尾”，其上补什么飞虫颇费不少脑筋，主要从色彩上考虑，添加了飞蛾才觉比较满意。整幅画是所谓偏冷一些的温色调，比较明快、淡雅，同时又不过分的使用了对比，造成统一而悦目的效果。整体色调是由画在泥金底上的草绿和青紫的花形成的，而花头与飞虫的红翅造成对比。同时青紫、灰红、黄绿三种色调又能协调为一体，色彩感觉就丰富些。借助外国的色彩经验，用来丰富以表现固有色为主的传统技法，我看很值得钻研。

引人生情的意境创造，从总的方面讲，中国绘画传统是注重写意的，如同京剧艺术一样。不拘于机械的再现对象，更要把握对象的精神气质，着意于创造意境以感染观者。清末广东居窠，居廉的草虫有写生功夫，但缺少内在的精神，形同标本，也就失却了感人的意境。

中国画讲画理、画情、画趣。一幅画的内容是好的，但总要有情趣才能打动人心。要画得引人生情，善于体现自然界中不大为人注意，或者是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机趣，从而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感受和回味想象的余地。雏鸡争食是生物的自然现象，而在齐白石笔下的“他日相呼”则倾注着人类的情感，和使人联想无穷的意境。一支咬破了草笼爬于其外的纺织娘，有时不是比藏在瓜藤中的更多一番情趣吗？

夸张的手法在花鸟画中使用最多。鸟类由于眼睛的视角广阔和体态的灵活，一般眼球的转动是很少的。但八大山人的鸟，眼睛是会说话的，这在他生活的时代，或可说是代他自己在说话吧。我画过的许多鸟，眼眶往往大于真实，眼球也随视线而转动，在与前者不同的意境中，则体现了生机，在情感上具有了一种拟人的味道。有些人很重视夸张，但却作得过分，看上去不舒服，这在于没有了解到，夸张是要根据意境创作出发，仍是借助于形态而传神的，夸张与漫画不可等同。

刻意表现自然界的生机勃勃，抓取生活中的瞬间来表现动势，是意境创作的重要因素。飞鸟固然有着千姿百态，但欲飞将落的瞬间，可能会使人想到一种闻声索侣或觅食才归的意趣。寓动于静则是含蓄表现动势的另一种方式。踞伏草中的雏鸡动态很小，但在空灵数笔的脖颈上和转折有力富有弹性的背部曲线上，蕴藏着力量，不难使人想象，在它灵活的躯体上可能预示着的动势。总之，感人的意境是要作者倾注感情去探索的。

章法布局归于立意 布局结构决定整幅作品的基本形式。古人强调意在笔先，立意就是总纲，其基本思想就是用什么去打动人心。立意饱满方可气脉一贯，即使面对小幅纸，也要站着画才能纵观全局。由于中国画工具纸张和创作上的特点，不能要求有百般推敲而成的草图。在经营构图时，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我初次见到有人剪贴的办法设计构图时，真使我惊讶不已，谈何意境呢？花鸟画要求画前有腹稿，但它只能确定大致面貌，重要的在于落笔后能随机应变。石涛讲“一画”，在画法上，这初始的“一画”决定风貌，笔笔相随，才能贯通一气，这或可称之为“始于一”。这样的画气脉流畅、结构完整。不可不顾落笔后的实际情况而坚持原有的构图设想，以致使画面零乱，这是不同于西画的重要特点之一。

中国绘画注重线条，构图中以线型的安排为主，大致可有主、辅、破线三种类型。主线是确定型式的主导，辅线加强主线的气势，而破线一方面打破单调的布局，同时又以对比的方式再次突出主线。草虫虽小，在花鸟画中却并非是点缀，体态短小的一只蝉，有时可以视为一块必要的墨色；而生性敏捷的螳螂，在构图中往往是作为有折曲的线型来对待的，连那长长的触须，是低是扬，也要安排得当，细心的人仔细琢磨是不难领会的，至于疏密、聚散、动静、虚实等等，只起丰富主体的效果。金农的梅花有功力。但过于散漫一片，章法上是失败的。规律要注意总结，但不可为法使。只需刻意于画的中心，古人称之为气的结点，笔笔都要考虑这个中心，章法自然奇拔。

画家作品